郎朗今年刚满26岁，可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钢琴大师。去年，他获得了世界最著名的音乐殿堂——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评选的“2007-2008年度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”的殊荣，全世界一共五位，郎朗就位居其一。而且，他还成了卡内基音乐厅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。也是在2007年，全球著名的钢琴制造商斯坦威推出“郎朗牌钢琴”，这是斯坦威150年的生产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位钢琴家的名字来命名钢琴品牌，即使钟情于斯坦威的鲁宾斯坦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。
     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。当笔者试图让郎朗的恩师艾森巴赫挑出一点郎朗的毛病，让他和两位伟大的钢琴大师霍洛维茨和鲁宾斯坦做一番比较，看看郎朗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时，他的回答却几乎完全是赞扬，他对笔者说：“在钢琴家之间进行评价是困难的。但是事实上，他和这两位大师也是可以平起平坐的。郎朗的演奏非常好，不同于任何人，和我们乐团的法国风味也配合得非常默契。当然了，我私底下对他也是比较严格。如果要做一些建议的话，我一定会向他直接提出。郎朗他本人也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建议，也容易了解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。建议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它有一个语境，有一个背景，郎朗可以理解到这个层面。我和他合作一向是很有成果，也非常开心。”
     追溯郎朗和这位世界级指挥大师的相识还是在1999年的拉维尼亚音乐节上。他是音乐节的总监，而郎朗只是来试奏。原本郎朗弹给艾森巴赫听的时间只有20分钟，但后来他要求郎朗弹奏了各种不同的作品，从海顿、勃拉姆斯到肖邦、拉赫马尼诺夫和贝多芬。最终他弹了两个小时才结束。面对这个年轻人，艾森巴赫大为惊讶，他暗暗问自己：“一个17岁的中国少年，将海顿和勃拉姆斯弹奏得如此纯正？”
      还有一首不得不提的曲子是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此曲他已两年多未弹，然而他却非常熟练地用1小时10分钟背谱完成了。问郎朗是这样，他心有余悸地回答说：“当时必须这样，不然当场就给淘汰了。因为从小接受这样的训练，所以很多技巧性的东西不容易忘。”
      这一次演出让郎朗一举成名，从此成为世界乐坛一颗炙手可热的新星。今年5月，他的自传《朗朗，千里之行——我的故事》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英文版及其它16种语言的版本则将陆续推出，笔者因此以电话的方式采访了远在美国的郎朗，和仍然略带东北口音的郎朗聊起他的成长史，以及他生命中该感谢的人——他的父亲、恩师和音乐巨匠。
      “读者也许可以从我的经历中看到我对人生的追求。”他对笔者说，他想通过这本应出版社邀约(最初是美国兰登书屋旗下Spiegel & Grau出版社)而写的自传给更多有着钢琴梦的琴童们开一个窗口，让他们知道成功者曾经走过的路，从中可以得到借鉴。
      今年郎朗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钢琴。
      艾森巴赫发现了我
      河西：在您心目中，艾森巴赫先生是位怎么样的人？我知道是他发现了您，是吗？
      郎朗：是的，艾森巴赫发现了我，给我第一个机会，所以能和他合作心情特别激动，特别高兴。和他开始，我与音乐大师有了面对面的交流，他是第一个，那种感情一定是最真诚的，没有其它任何的因素在里面。而且他本人特别喜欢中国文化，喜欢中国文化的话，我们就容易沟通。
      河西：在您17岁时，你们就合作过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，后来也合作过贝多芬的第一、第五钢琴协奏曲等，也录过第四钢琴协奏曲，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，你们选择的曲目是贝多芬《第四钢琴协奏曲》和马勒《马勒第一交响曲——巨人》两部经典作品，您是不是很早就开始弹奏贝多芬了？
      郎朗：这是艾森巴赫选择的曲目，贝多芬《第四钢琴协奏曲》是一部非常有画面感、色彩感和意象非常丰富的作品。他也觉得这是我所擅长的，所以他当时会选择这个曲目。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奏贝多芬的《第四钢琴协奏曲》，但当时我可能对贝多芬的理解还是比较浅。
      河西：那时还不太能理解贝多芬？
      郎朗：贝多芬太大，不太适合小孩来弹的，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古板，他太强，所以一开始我并不是太喜欢弹他。后来巴伦勃伊姆(他是贝多芬专家)教我的时候，他觉得我长大了，可以学这个曲目，我才逐渐领会到贝多芬的美好，我不再害怕贝多芬，我可以去弹它。
      现在如果不擅长是不会去弹它的，我每年都在学习弹贝多芬，我有幸师从许多贝多芬专家来学习弹奏贝多芬的技巧，理解他的内涵。贝多芬不是个很感性的音乐家，他很理性，你不能想怎么弹就怎么弹，你都得依照一定的规矩。
      那些大师
      河西：您父亲是一位二胡演奏家，怎么会想到让您来学钢琴？
      郎朗：当时大家都对西方文化感兴趣。我还没有弹琴之前他们就买钢琴了，在我刚开始弹琴的时候，父亲几乎每天都用二胡为我伴奏。现在他还经常来监督我，现在他比较随和了，不像以前，比较严厉，要骂就骂，现在更像朋友。       河西：您的老师加里·格拉夫曼是个怎么样的人？
      郎朗：他对我影响非常大。他是我耐心、慈爱、学识渊博的向导。他从来不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我身上，不会对我说一定要这么来，一定要那么来，没有。像以前老师要你怎么弹你就得怎么弹，不听他的就像犯法，他不会。不要以为美国、欧洲就不会这样教育，事实上也都有这样死板的老师，主要还是看人。
     另外一点，格拉夫曼是个实战家。他本身就是著名的钢琴大师。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师和一个只会教学生的老师是两码事，他会教会你许多其他教师无法教给你的东西。
     河西：格拉夫曼和艾森巴赫和巴伦勃伊姆一样，都既是钢琴大师，又是指挥大师，他们除了在钢琴方面，从指挥角度是否也会给您一些指点？
     郎朗：我在巴伦勃伊姆那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，他这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他喜欢艺术和哲学，也喜欢政治。属于非常开放性的人，然后艺术处理方面，作为一位指挥大师，他可能更多的从指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。而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他的态度非常认真，在年轻人来说，他树立了一种楷模，他像一面镜子，他让你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让你学会在音乐面前保持谦卑，让你知道学无止境。
     河西：那么其他人呢？比如拉特尔爵士。
     郎朗：我跟他们联系都很密切。现在活跃在乐坛上的指挥大师，很多我们都私交甚笃。我和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同台演出由西蒙·拉特尔爵士指挥，当时有两万听众聚集柏林森林音乐会听我们的演出。还有费城交响乐团沃尔夫冈·萨瓦利什，在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亚洲巡演中，我有幸和他同台演出。
     河西：在您心目中，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区别何在？
     郎朗：我对鲁宾斯坦特别崇拜，霍洛维兹是穿透性的，但鲁宾斯坦是渗透性的，他的温暖，他的音色能把你的心都弹出来。他不会用那种强势让你激动，而是用音色来温暖你的心灵。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，也是像鲁宾斯坦这样一位钢琴大师所表现出来真正的音乐才华。
     河西：喜欢格伦·古尔德版本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吗？
     郎朗：我特别喜欢。虽然他弹得很慢，但是他的韵律把握得特别好，弹巴赫的钢琴家多如牛毛，但是古尔德独树一帜。
     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练习的机会　　
     河西：和马友友、李云迪、郭文景等华裔和中国音乐家有没有过合作的计划？是否能在以后看到你们同台演出？
     郎朗：和陈其钢有一个为卡内基而作的序曲的合作，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巡演，大概2010年会来上海。和马友友有一次在卡内基开会的时候有过接触，大家聊过合作的计划，大概明年会启动。
     河西：据说您希望成为一位音乐教育家，是这样的吗？
     郎朗：对，我希望能成为音乐家、音乐教育家，一个音乐家不能教育学生，也是很遗憾的事。我昨天还在上大师课，这是给音乐学院的博士生上的。我现在时间还有限，以后呢，可以在大学里多上一些课。就国内的音乐教育而言，他们的基础教育很扎实，我觉得并不比西方的差。但是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可能没有西方来得深入。而且中国的音乐教育常常为比赛所左右，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地去喜欢音乐，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名次。
     河西：现在每天弹琴多少时间？
     郎朗：3个小时。
     河西：您每年演出约140场左右，其中25场左右为慈善义演，这些演出是否会影响您的练琴？
     郎朗：这些对我都没有影响。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练习的机会，它能让你高度集中，将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其中。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难得的经验，让你体会与不同的音乐家、指挥大师的合作是怎么样的状态，对于音乐会有怎样的新的领会。这都是一个音乐家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一个音乐家就像作家一样，长期呆在家里就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？如果那样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话，那每个人在家就可以了。